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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后审批时代” 政府监管要有“互联网思维”

          
    

      本月起,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的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、企业年报公示制等改革经验开始在全国推广。伴随自贸区经验向外辐射的,还有政府加速简政放权的信号。

     政府放权从来不是个轻松的过程,权力和利益构筑的路障难以跨越,而路障背后往往还有一片真空地带:放权之后,怎么管理?说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,全国人大代表、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邵志清引用了在管理领域的当季热词:互联网思维。

政府不能做“运动员”了

     根据上海市工商局的数据,从去年9月底挂牌到今年2月28日,自贸区内新设企业6610户,其中内资企业6100户,外商投资企业510户。包括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在内的众多制度创新,成为6000多户企业快速入驻的保障。

  “自贸区要通过制度创新激发经济活力、创造制度红利,自贸区里的工商登记制度降低了注册门槛,仅用5个月时间就完成那么多企业的登记,这样的效率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。”邵志清在政府任职,从这一职业视野望去,自贸区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之所以“弹眼落睛”,最大的原因在于对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。

    自贸区推出的国内首份“负面清单”,可谓对传统思维的最大逆转。邵志清说:“负面清单是投资领域的‘黑名单’,列明了企业不能投资的领域和产业,在这个名单之外,‘法无禁止即可为’——跟以前凡事都要政府审批点头的局面完全不同。这意味着政府要限制自己的权力,把更多的空间让渡给市场和企业。”

  “以前政府既是‘运动员’又是‘裁判员’,现在政府不能做‘运动员’了,要做‘裁判员’、‘服务员’,就要学会找准位置,在市场和社会需要的时候,往前一步;不被需要的时候,退后一步。”邵志清说,随着自贸区经验在全市的推广,各级政府都需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。

大数据为事中事后监管提供手段

     2013年全国“两会”期间,记者曾就政府职能转变问题采访邵志清。他坦言,“放权”之于政府,是个非常微妙的过程,首先需要克服“对权力的欲望和冲动”。

如今,简政放权的自贸区试验田提醒政府思考的问题是:放权之后,如何监管?不止一位关注自贸区建设的上海团代表提出,工商注册登记制度改革后,监管制度的创设需要高度关注——在“审批制时代”,政府的“审批后管理”就一直处于缺位状态。

  “事前审批变成了事中事后监管,但我们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比较薄弱,如果不加紧建设,可能影响前面的改革。”邵志清说,自贸区正在探索的协同和联合监管制度、综合执法制度、多方监管制度等,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。

  “大数据时代的到来,为政府的事中事后监管提供了绝好手段。如果说事前审批是对所有对象的‘有罪推定’,事中事后监管就是‘无罪推定’。前一种情况中,企业事前报送的各种材料是其合法经营的担保,‘无罪推定’之后,可以用作担保的唯有企业信用,企业信用来自其公示的年报,也来自历史数据。”基于此,邵志清建议政府加快建设综合信息平台,并推动完善社会信用制度。

上海经信委已经有意识地运用信用数据来进行管理,“比如发放政府扶持资金,以前的办法就是发布申请指南,组织专家评审,最后企业答辩。但这套程序无法完全排除不诚信企业,因为政府不掌握它们的虚假信息。现在,经信委可以通过综合信息平台查询企业有无偷税漏税,有无违法乱纪。”

政府要善用互联网

  “过去,政府的工作偏重于经济建设,对社会管理的关注度不高。十八大明确提出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、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,中央要求各级政府将工作重心下移。工作范围和重心的调整,可以看做政府角色的第一重转变。”邵志清认为,政府还应该有第二重角色转变,那更多地表现在技术层面上。

     近期,市场上接连出现热门的移动互联网应用,如打车软件、余额宝,它们用始料未及的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,也挑战了政府治理和规范市场的能力。熟悉互联网“脾性”的邵志清说:“互联网带来的挑战,要用互联网技术来应对。政府要用互联网时代的服务精神去挖掘社会需求,也要用互联网时代的技术手段去治理国家。”(文汇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