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宏军
〔内容提要〕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，家庭发展促进机构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。随着家庭结构的微型化、功能社会化和关系复杂化，传统治理模式面临政策资源分散、数据壁垒和社会组织缺位等问题。家庭发展促进机构的设立旨在重构治理单元，提升服务效能，并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风险防控前置。当前政策势能、技术条件和地方试点经验为机构设立提供了坚实基础。实施路径包括法治化保障、数字化治理和社会化支持，通过制定相关条例、构建家庭数字孪生系统和设立家庭发展基金等措施，提升治理效能。国内外实践表明，系统性家庭政策能有效降低社会抚养成本，提升生育意愿，是应对人口结构挑战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支点。
在社会治理体系中，家庭既是个人成长的摇篮，也是社会稳定的微观基础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深刻变化，面临诸多新问题与挑战。为此，成立家庭发展促进机构的设想应运而生。这一举措不仅是对家庭重要性的重新认识，更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途径，可将家庭建设从“家事”上升为“国事”，以法治化、系统化方式推动家庭发展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。
家庭治理现代化：制度创新的现实必要性
一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需要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“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，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，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，注重家庭、注重家教、注重家风”，“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家庭建设的新期盼新需求，认真研究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，把推进家庭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实抓好”。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，承载着生育、养老、教育、情感支持等多重功能。家庭是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关注家庭发展就是关注人民的幸福和福祉。成立家庭发展促进机构，能够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解决家庭发展中的实际问题。家庭的稳定和发展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，将其纳入社会治理体系，以家庭为切入点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，具有十分重要意义。二是家庭结构剧变与功能外溢带来的现实挑战。国家统计局2022年数据显示，我国户均人口降至2.62人，单人户占比超25%，空巢老年家庭突破1.18亿户，独居青年群体达9200万人。与此同时，家庭功能逐渐外溢，78%的双职工家庭依赖市场化托育服务，但全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5.5%，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33%的水平。农村留守老人家庭中，仅 23%能获得定期探访服务。2023年最高法报告指出，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，家庭监护缺失占比达64%。上海社科院研究发现，家庭债务危机（如房贷、教育贷）引发的社会矛盾年均增长12%。这些数据表明，家庭结构的剧变和功能外溢，使得传统家庭支持体系难以应对，亟需系统性政策干预。三是国外试点的成功案例。法国家庭事务部通过统筹发放育儿津贴，推动生育率从1.7回升至1.9；日本儿童家庭厅整合原分散在3省厅的职能，将儿童虐待案件响应时间缩短40%。这些国际经验表明，设立专门的家庭发展机构能够有效整合资源，提升家庭政策的执行效能。
协同治理体系：机构设立的可行性基础
一是法治框架与改革动能全面成型。法律体系完善。《家庭教育促进法》实施后，全国社区家长学校数量从2021年的18万所跃升至32万所（教育部2023年统计），覆盖率达89%，其中江苏、广东等省份实现100%街道覆盖。配套出台的《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（2021-2025年）》明确要求县级以上政府设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，为机构设立提供直接依据。生育支持政策规模化落地。三孩政策配套措施中，仅2023年中央财政便拨付生育补贴93亿元，带动地方配套资金27亿元，累计惠及460万家庭。以昆明市为例，对二孩、三孩家庭分别发放一次性补贴5000元、10000元，2023年当地生育率同比提升12%（国家卫健委调研数据）。此外，28个省份延长产假至158天以上，北京、上海等地试点“家庭育儿假”，政策协同效应显著。二是数字基建构筑家庭服务“智慧底座”。数据资源全域贯通。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已归集户籍、社保、学籍等38类家庭核心数据，构建超过200亿条数据的家庭信息图谱。94%县级以上行政区完成数据对接，新疆、西藏等边远地区通过移动采集终端实现100%家庭档案电子化（2023年《数字政府建设白皮书》）。广州市依托数据共享开发“穗好孕”系统，将生育登记、医保报销等11项服务整合为“一键申办”，办理时长从15天压缩至3天。技术响应效能飞跃。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跨部门数据可信通道，共享响应时间从30天缩短至3天。深圳市运用AI算法建立家庭风险预警模型，对低收入、残疾等特殊家庭实现 100%动态监测，帮扶响应效率提升40%。三是创新模式凸显规模化推广价值。成都“家庭综合服务中心”深度实践。整合民政、卫健、教育等9个部门136项服务，推出“家庭服务一码通”；武侯区试点显示，家庭事务办理效率提升67%，窗口排队时间从45分钟降至8分钟，居民满意度达92%（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第三方评估）。浙江“浙里家”平台协同治理突破。整合妇联、司法、人社等7个部门资源，开发家庭矛盾调解、就业帮扶等18个功能模块；嘉兴市通过“心理专家+AI调解员”模式，将家事纠纷化解周期从28天缩短至7天，调解成功率提高31%。
精准施策路径：治理效能提升的操作框架
一是法治化保障层。制定《家庭发展促进条例》，明确政府、市场、家庭三方权责边界。建立家庭发展指数（FDI），设置亲子关系、经济韧性、数字素养等12个评估维度，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。二是数字化治理层。构建“家庭数字孪生系统”，动态追踪 100 万样本家庭的代际互动、消费行为等150项指标。开发智能决策模块，依据家庭类型（新婚、多孩、空巢等）自动推送定制化政策包，提升政策精准性。三是社会化支持层。设立家庭发展基金，以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托育、适老化改造等领域。实施“家庭治理人才振兴计划”，三年内培养30000名专业家庭社工、5000个社区家庭服务枢纽组织，提升家庭服务的专业化水平。
家庭发展促进机构的组织架构和职责职能
组织架构方面。一是政府层面。设立家庭发展促进机构，负责政策制定和统筹协调。结合各地实际，该机构可单独设立，也可与妇联部门合署办公，或部门归口管理或为内设机构，加强与发展改革、民政、教育、卫生健康等部门分工合作，确保政策协同推进。二是基层社区。依托社区服务中心设立家庭发展服务站，配备专业服务人员，为家庭提供直接服务。服务站应具备托育、家政、心理咨询、家庭教育指导等功能，成为家庭服务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职能职责方面。一是政策制定与协调。家庭发展促进机构应负责制定和推动家庭发展相关政策措施，涵盖生育支持、养老保障、家庭教育、家庭健康等多个领域。如将原卫健委人口家庭司、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等12个部委的23项职能整合，可减少行政审批环节58%。同时，协调卫健、民政、教育、人社等相关部门，确保政策连贯性和有效性，避免政策冲突和资源浪费。二是资源整合与服务供给。整合社会资源，包括社会组织、志愿者团队、专业服务机构等，为家庭提供多元化服务。推动家庭公共服务体系建设，如托育服务、家政服务、社区照料服务等，提升服务供给能力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、公益创投等方式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家庭服务，形成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的良好格局。三是文化宣传与家庭教育。开展家庭文化建设，宣传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，提升家庭成员素质。通过举办家庭文化节、亲子活动、家庭教育讲座等形式，营造良好的家庭发展氛围。同时，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家庭发展知识，提升公众对家庭问题的关注度。
结 论
通过上述数据与案例可见，家庭发展促进机构的设立不仅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紧迫性（如空巢家庭年增4%、全国托育缺口达800万个），更在技术上具备可操作性（政务数据共享率超 90%、AI预警准确率突破80%）。国内外实践表明，系统性家庭政策可使社会抚养成本降低20%-30%，并提升居民生育意愿1.5倍。这一制度创新既是应对人口结构挑战的“破题之钥”，更是重构社会治理基石的“战略支点”。
家庭发展促进机构的创设绝非简单机构增设，而是社会治理范式从“问题应对”向“发展赋能”的深层转型。通过制度性重构激活家庭单元的内生动力，既能缓解少子老龄化等宏观社会压力，更能在基层治理中培育具有自主组织能力的韧性社会细胞，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家庭发展高质量的同频共振。
（作者单位：中共海口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）